违反财经法例还是贪污犯罪？

原标题：违反财经法例与贪污犯罪辨析作者：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委 付余【典型案例】王某，中共党员，某镇党委书记兼拆迁办主任。在征地拆迁历程中，为了推进事情进度，拆迁事情组在协调相关部门和事务期间，发生了一些超预算的接待用度。因为镇公务接待用度有限，而且部门接待用度已经超出了公务接待的尺度，王某与镇党委副书记李某、出纳刘某、评估公司张某等人商量，从镇里的征地拆迁赔偿款中，接纳虚报赔偿面积、制作虚假土地租赁条约、出具虚假评估陈诉等形式，套取200万元来填补接待用度的缺口。但在填补完接待费缺口120万元后，王某与李某、刘某、张某等人又商议将剩余的80万元分掉，一开始王某分得25万元，李某分得25万元，刘某分得20万元，张某分得10万元。

但其后张某因担忧会失事，将10万元退出，王某与李某又平分了这10万元。【分歧意见】本案中对于填补接待费的120万元是认定为贪污还是违反财经法例发生了分歧。第一种意见：填补接待费的120万元应当认定为贪污犯罪数额。

第二种意见：填补接待费的120万元应当认定为违反财经法例。【评析意见】贪污犯罪通常陪同着违反财经法例的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交织和模糊地带。通常情况下，违反财经法例行为与贪污犯罪行为的区分在于是否满足贪污犯罪的组成要件。能否在刑法上将违纪违法行为评价为贪污行为，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居心。

但在执纪执法实践中，违纪行为人的主观念头可能会随着时间和情况发生变化。因此，在界定违纪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时，必须区分差别情形，仔细加以辨析。一、“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的关键2003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2003年《条例》）第十一章专门划定了“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其中包罗隐瞒、截留、坐支财政收入，虚报、冒领财政拨款，以及借用公款不还和从事营利运动，在对内对外运动中接受礼物应上交而不上交，擅自开设银行账户等多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其中第一百一十四条划定了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国家财政拨款，以及将骗取的钱款合资私分的行为。2015年《条例》第三十四条与2018年《条例》第三十三条将违反财经法例的行为作为违反国家执法法例的行为举行认定处置惩罚。

凭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划定，王某等人虚报、冒领征地拆迁赔偿款200万元的行为首先违反了财经法例，可是能否评价为贪污犯罪，则需要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举行评价。要判断这一点，必须从行为人的主观念头去分析，如果王某等人仅仅是为了弥补公务接待用度缺口的目的，接纳了违反财经法例的手段套取公款，则不能认定他们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属于贪污行为。本案中的王某，最开始与李某等人商议，为了推进拆迁进度，使用套取的拆迁赔偿款来填补了超出公务接待尺度的接待用度，其主观目的不是为了非法占有征地拆迁赔偿款200万元，只是接纳了违反财经法例的手段套取公款，而且最终也将120万元用于公务支出（这里的公务支出包罗超尺度的公务接待用度）。

因此，王某等人将套取的120万元用于填补公务接待用度缺口的行为不应当评价为贪污犯罪，只能认定为违反财经法例的违纪行为。二、主观念头转化的情形下如何认定要准确判断违纪行为和犯罪行为，必须要联合其主观念头来举行分辨。因为违纪行为并不是一成稳定的，当主观念头发生了变化，同样的违纪行为可能会发生质的转变。王某等人在初期，是为相识决因推进拆迁事情而发生的超预算、超尺度的公务接待用度，但在套取的赔偿用度有结余后，王某等人的主观念头发生了转化，只管还是接纳与之前填补经费缺口相同的手段，但对剩余80万元经费的主观居心已经发生了变化，由“非正常的公务支出”转化为“非法占为己有”，即王某等人的主观念头已经从违反财经法例转化为贪污犯罪的目的，导致行为的实质发生了变化，违纪行为由此开始正式转变为犯罪行为。

从主体身份来看，王某为镇党委书记，李某为镇党委副书记，刘某为出纳，皆切合贪污罪国家事情人员的主体要件，张某虽为评估公司人员，但其与王某等人配合商量、协作，一起完成涉嫌犯罪行为，组成贪污罪共犯。持第一种意见的同志，主要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管理贪污行贿刑事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划定，“国家事情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居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元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思量”。凭据这一条，他们认为，本案中的王某等人纵然将套取的拆迁赔偿款120万元最后用于公务开支，也应当认定为贪污，不应当只认定为违反财经法例的违纪行为。笔者认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该条划定的前提是，占有公共财物时需“出于贪污、受贿的居心”。

联合本案，王某等人开始商议配合套取200万元拆迁赔偿款的主观居心，只是出于解决公务接待费缺口的目的，并没有贪污的主观居心。只是在填补完接待费缺口之后，王某等人才发生了主观念头的转变，萌生了配合贪污剩余80万元赔偿款的主观居心。因此，在明白“两高”的司法解释时，必须联合贪污罪的组成要件，不能以赃款去向不影响犯罪认定来取代犯罪的组成要件。

在主观居心发生转化的情况下，更要慎重区分看待。三、小我私家最终是否分得财物不影响贪污罪共犯的认定从案情来看，本案中的评估公司张某，前期到场配合商议套取赔偿款200万元，后期与其他人一起配合商议如何分掉80万元，而且在整个历程中为套取赔偿款提供了多份虚假评估陈诉。只管在本案中，张某最终退回了10万元，没有分到任何财物，但其行为已然既遂，不影响贪污罪共犯的认定。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凭据刑法上“部门行为全体卖力”的配合犯罪理论，如果各行为人以贪污的主观居心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实施犯罪，则各行为人对于配合犯罪的数额都要负担责任，而非仅对小我私家实际分得的数额卖力。正如偷窃犯罪中，在门口把风巡查的人也应当对偷窃的全部数额负担刑事责任。因为配合犯罪行为与配合犯罪居心的有机联合，是行为人组成犯罪和负担刑事责任的基础。

配合犯罪由于到场人员的分工差别，在犯罪中的作用也差别，配合犯罪并不要求每个行为人均步伐一致地实施了全部犯罪行为，也不要求各行为人相互毫无保留地到达意思完全一致。详细分配的数额不属于配合贪污犯罪的居心领域，只是权衡各个行为人的情节依据之一。凭据《全王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事情座谈会纪要》的解释，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划定的“小我私家贪污数额”，在配合贪污犯罪案件中应明白为小我私家所到场或者组织、指挥配合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小我私家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

对配合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根据其所到场的配合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划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去处罚。因此，对于配合贪污犯罪的到场人，无论其是否分得了赃款或分得赃款数额为几多，均不影响对其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

泉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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